“多地出台政策鼓励生育：发放保教费、落实陪产假等”

6月11日，我国102个中央部门集中向社会公布年度预算。 据《法制日报》记者介绍，由于计划生育工作任务减少，国家卫委年度预算中计划生育服务预算8879.6万元，比2019年执行数减少2949.4万元。

而且，许多最近相继发表政策，鼓励生育。 例如，北京调整了生育医疗费待遇，山西省鼓励用人单位发放婴幼儿保育费，广东实行产假等。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多提出鼓励生育政策，是对国家政策、对过去紧缩的生育政策的修改，是对两个孩子政策开放以来效果不明显的促进。 但是，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对症下药、完善和调整我国的家庭福利政策，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精力不足、职场歧视、很多女性害怕生育

北京市民刘霞的儿子今年9岁了，她和丈夫已经不想要两个孩子了。 原因是“没有多少能量”。

早在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刘霞和丈夫还“傻逼”，但那时儿子在上幼儿园，父母也身体不好去医院接受治疗，养老的小重担压在独生子女刘霞和丈夫身上。

许多访问者拒绝生二胎的原因和刘霞相似。 据他们说，养育一个孩子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很多“80后”“90后”是独生子女，他们不仅要赚钱，还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双方的老人和孩子，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因为担心职场歧视，不敢生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也不生的女性很多。

“两个孩子在较长的怀孕期间加上产假，前后至少有5、6年不能身心投入工作。 ”

“最近因为已婚未育，被多家公司确定拒绝，但未婚时有几家企业想用高薪挖我。 ”

“朋友结婚不久，全面的二子政策开始实施，公司以利润不好为理由间接砍掉了她。 而且被切掉的大部分是这个年代的女性。 她说她34岁，孩子1岁，家人不会继续生。 她看了新的婚姻法，觉得自己生了两个孩子快40岁了，事业基本荒废，没有收入。 ”。

上述对话来自一个叫“四旬老母”的微信群。 三个都是北京女孩，都从国内有名的高中毕业过。 现在她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职场歧视，我担心未来几年会一步一步降低。

左菲菲是北京的白领，在她的观念中，为了在职场上保持位置，“不让自己成为女性”。 据她说，她的几位女领导在孩子出生六周后上班。 因为她们不在单位的话，企业会寻找代替她们的人。 这意味着以前的努力可能为零。

钱每月做七年的人力资源工作。 在人力资源圈，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女性还没生孩子，被打上了“接下来要休婚假和两个孩子产假的特大定时炸弹”的标签。 生一个孩子的女性在职场上会被贴上“随时生孩子的定时炸弹”的标签。 已经生下第二子的女性，职场的标签“没有工作的精力”。

另外，“没有活下去的勇气”的背景也有没有人照顾的无奈。

3岁以下的婴幼儿虽然达不到幼儿园的入园年龄，但许多父母工作忙，没有精力照顾孩子，代际照顾经常发生抚养观念冲突问题。 《法制日报》记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这种困境出现在许多家庭，特别是在全面的二胎政策实施后，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顾问题越来越突出。 针对这种情况，一点点的社会机构嗅到了商机，纷纷开办婴幼儿管理机构，但这些机构是否合法合规、员工是否资质、地点是否安全……家长不知道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其实这都是‘死亡循环’，女性担心职位没有保证必须尽快上班，孩子必须照顾专家，没有可靠的婴幼儿管理机构就必须向老人求助。 如果老人生病或有什么问题，还需要有人照顾。 也就是说，要使“戒指”在生产流程中正常发挥作用，部分环节如果有问题，就会像“多米诺”，所以没有勇气考虑二胎的问题。 ”。 北京市民郑炜无奈地说。

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出生率低

今年1月17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 死亡人口998万人，人口死亡率7.14‰，人口自然增长率3.34‰。

迄今为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

据说年人口出生率是1952年以来最低的，2019年将再次“触底”。

关于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原因，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华杰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是结婚和生育适龄群体数量在减少。 二是人们的生育意愿不是特别强烈。 三是国家鼓励或刺激人们生育的配套政策配套等不足。

南开大学人口与快速发展研究所教授袁立新对《法制日报》记者表示，有必要区分出生率水平的高低和出生人数，出生率是出生人数除以育龄妇女的数量，是目前育龄妇女数量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数量迅速减少、出生人数减少的首要原因，出生率恒定或小幅上升

原来，生育意愿和行为受社会经济、文化、生育观念等原因的综合影响，调查显示，全面二子政策实施以来，出生人口规模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养育孩子的经济价格太高，无论是生育价格、生活价格还是教育价格，养育孩子对家庭的压力都很大，更不用说两个孩子和三个孩子了。 第二，儿童的托儿问题，随着二孩政策的开放，公立幼儿园、幼儿园的紧缺状况越来越突出。 第三，长期以来实行的晚婚晚育政策，使生两个孩子的女性年龄偏大，出于对自身健康和孩子的担忧和考虑。 第四，生孩子夫妇的年龄和职业生涯上升期的冲突。

生育政策变化频繁鼓励生育

面对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今年逐步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措施。

6月3日，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制定修改〈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八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其中，《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15条第1款的编撰改为“提倡包括再婚夫妇在内的夫妇生两个孩子”。

从5月1日起，北京市调整了生育保险医疗费支付标准，进一步保障了参保职工生育的基本医疗诉求。 此次将生育医疗费待遇调整为首位，包括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和计划生育手术等项目。

4月8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顾服务快速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用人单位对计划生育政策内生育的婴幼儿家庭的父母每月发放200元的婴幼儿保育费。

月8日，广东发布《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护理服务快速发展的实施意见》，全面落实产假、配偶产假等政策，探索积极配合婴幼儿护理服务的育儿假、产假，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安排、减少工作时间、减少工作时间

的新看法认为，各地鼓励出台生育政策的背景主要是年全面开放二子政策后，特别是十九大报告在健康中国大战术框架下提出的“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辅助联系，加强人口快速发展战术研究” 相应地，应对严格控制人口的经济社会政策，当然要转变为与全面二子政策相适应的经济社会政策。

“目前频繁提出鼓励生育的政策，首先是应对国家政策，是对过去紧缩的生育政策的修改，其次是对两个孩子政策开放以来成效不明显的促进。 这些政策具有时间效应，所以鼓励生育的政策效应不是一蹴而就的，生育行为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 ”。 原新说。

陆华杰也认为，各地实施的一些优惠政策，如产假、产假延长等，实施效果甚微。 “这应该说只是象征性的诱惑，还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 其实，应该出台越来越多的积极政策来鼓励生育。 ”。

完善的家庭福利政策促进自然人口的增长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鼓励生育也是许多代表、委员的热门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建议，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经验，国家统一采取现金补贴、差别化所得税减免、租房和购房补贴等系统性补贴政策，促进自然人口增长。

陆华杰建议，应探索建立怀孕至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可以考虑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退税、对不符合纳税标准的低收入者的直接经济补贴等。

的新看法，必须调整对症下药的完整性和我国的家庭福利政策:第一，只有增加、稳定家庭收入、稳定收入，才能保证孩子养育的投入和教育投入。 第二，国家要承担越来越多的教育和育儿支出，加强公立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分配。 第三，要增强生育者的信心，如制定延长产假、增加护理假等支持政策。 第四，加强生育技术支持，通过技术和高质量的服务保障老年孕妇的生育安全，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帮助生育困难的家庭。 第五，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舆论环境的生育促进，改变我国过去采取的严格限制多生的政策带来的负面观念。

“生育支持系统的建立在西方国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但我国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例如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等在我国已经实施，但托育津贴、教育津贴仍处于探索和探讨阶段，包括将9年义务教育延长至12年或15年。 这都是建立生育支持系统的环节，需要逐渐完善和落实。 ”。 原新说。

陆华杰也认为，家庭福利政策是包括健康、教育、住房、税收、公共交通等在内的多元政策，目前中国的家庭福利政策正处于起步构建阶段。 “以前，我们主要以大家庭模式为中心，生育要求以控制为中心。 目前，不仅应享受产假医疗待遇，还应包括0至3岁或3至6岁儿童的基础义务服务。 父母希望孩子们将来成为国家的支柱，教育投入方面的价格越来越高，这无形中给两个家庭带来了压力，所以各个方面都有必要改善这个环节。 ”。

陆华杰补充说，育龄妇女面临的工作和家庭平衡问题也是她们是否想生孩子的重要因素。 因此，适龄女性工作场所的快速发展问题也是国家应关注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