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证券法施行 抓实“关键少数” 强化中介职责”

新证券法自3月1日起正式施行，我国资本市场的法治化、市场化进入了新阶段。 新法是证券行业的基本法，市场化快速发展意味着监管重点将进一步向前、向后转移。 上市公司的重要少数群体(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和中介机构成为资本市场主体监管的核心对象，其表现如何对构建较为有效的市场至关重要。 前者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有很大的影响，后者对放松投融资两端的新闻不对称至关重要。 比较两者的行为规范和责任追究的升级是新证券法重建我国资本市场结构的一大亮点。

法人是违法的，“大脑”很难承担其责任

中外企业违法实例表明，董事、高管随意或随机管理是主要原因或内因，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现实优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也往往难以脱离关系。 例如，媒体大量报道的st慧球，企业对外违约担保达20多亿，由实际管理者的话及其相关人员实施。

新证券法由此加大了对重要少数群体的监督约束。 例如，第80条涉及越来越多的该集团情况变化，作为企业必须临时报告的重大事情股东、实际控制人对重大事情有较大影响时，也要求企业协助披露。 此外，第44条短线交易规范规定，董监高、持股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受到的限制，适用于利用配偶、父母、子女及他人账户的代持。

越来越多的变化出现在责任的边缘。 股东招股书有严重虚假副本的，负责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类似，也可能被责令回购证券。 如果董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章程给企业造成损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侵犯企业合法权益，上述重要少数人有可能成为投资者保护机构提出派生诉讼的被告。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证券民事责任中，新法第八十五条扩大了部分重要少数人对发行人新闻披露义务的兜底责任，其中对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修改旧法中通常的过错责任，大致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换言之，现在他们因发行人的虚假陈述被起诉时要免除连带赔偿责任，必须说明自己没有过错。 在以往的民事诉讼实践中，原告投资者必须证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有过错，以及该过错与投资者自身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存在困难。 过错推定责任实质上逆转了举证责任，有助于投资者实现民事赔偿主张。

在行政责任方面，新证券法增加了重要少数群体的新闻披露违法行为类型，在吸收证监会《新闻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相关内容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要少数人“组织”“指示”和“隐瞒”的新闻披露违法行为需要承担行政责任 另外，新法将大幅加大对重要少数群体违反新闻披露行为的处罚力度，其可处以数千万元的罚款。 对于发行阶段的虚假陈述行为，以发行人“非法募集的资金金额”为计算标准，而对重要少数群体的罚款幅度不超过“违法所得”的10%以上的两倍。 惩罚条例对比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承担的个人责任，从整体上加以强化。 此外，随着刑法修正案准备成熟，聚焦重要少数群体的刑事惩戒越来越近了。

市场对话，“看门人”应该履行职责

在投融资双方之间，证券企业、证券服务机构等中介起着桥梁作用。 新证券法从巩固中介责任的角度，调整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义务、责任追究方法、违法处罚幅度等副本，有助于加强市场“看门人”的作用，保障上市公司新闻披露的真实、准确、完善。

在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声誉和诚信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中介机构对发行人、上市公司违法行为的关闭不严格或协助伪造，承担连带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 新法第85条规定，保荐人、承销的证券企业与前述重要少数群体一样，与损害投资者必须承担过错推定连带赔偿责任的旧法第69条不同，该过错推定也适用于这些证券企业的“直接责任人”。

同样，为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发行文件的证券服务机构，在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能够说明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委托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有趣的是，新证券法此次确定将律师事务所纳入证券服务机构的范畴。 证券服务机构未履行勤勉责任义务的，其行政处罚幅度将比以前最高业务收入提高5倍罚款10倍，可能会被处以暂停或禁止证券服务业务等处分。

4月24日，证监会在2019年下半年通报了86家申报初创公司的现场检查情况，其中也透露了不少涉及中介机构的问题。 通报称，证监会对其中存在执业质量问题的21家保荐机构、17家会计师事务所、7家律师事务所，根据情节轻重启动了相关解决措施程序。 如果证券中介机构不保护创新，努力提高执行质量，将面临更为严厉的调查解释责任。

总体上，对比上市公司重要的少数群体和证券中介机构，新证券法主要从扩大主体和行为规制范围、调整民事责任追究方法、提高行政处罚幅度等方面得到加强。 新的法治和市场环境要促进社会氛围，重要的少数群体要依法循规蹈矩，中介机构要谨慎勤奋工作，怕风险，怕专业，成为资本市场改革快速发展稳定的积极力量。 (郭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