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委发布2019年降低公司杠杆率从业重点 债转股有望“增量扩面提质””

市场化的“债转股”是降低公司杠杆率、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四部委重点的出台，“债转股”业务有望再次迎来众多“政策红利”，进入“逐步扩大”阶段。 为了更好地推进债转股，除了更好地采用定向降准释放的资金外，还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处理市场化债转股中资本占有量过多、国有资产定价困难等问题。

最近，国家快速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保监会正式发布《2019年降低公司杠杆率重点》(以下简称“事业重点”)，对比债转股工作，金融资产投资企业发挥市场化债转股主力军作用，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

那么，这些“政策红利”会对债转股业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项业务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还需要解决那些课题吗？

aic扮演主力军的角色

从目前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参与主体来看，主要集中在两者，即五大债转股实施机构——金融资产投资企业( aic )和金融资产管理企业( amc )，但从市场份额来看，前者确实占主体地位。

为此，“事业重点”建议金融资产投资企业发挥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企业“主力军”的作用。

怎么发挥？ 具体来说，设立aic的商业银行必须进一步加强行司联动，扩大aic编制，充实其人才队伍，建立符合股权投资优势的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体系。

为什么债转股主力上了五大aic？ 业内人士表示，从设立之初的目的来看，aic是一家由5种行为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业务专门设立的投资企业，其经营范围原是债转股及其相关配套服务，如收购银行对公司的债权、未能变现的债权的重组、转让和处置。

根据aic管理办法，收购债权可转换股、处置可转换股失败的债权均为aic主业，aic主业业务收入不得少于50%。

此外，由于依赖商业银行股东，5家aic在发现高负债高质量的公司方面也具有天然的新闻特征。 例如，农行aic农银投资及时向东方园林环保集团增资10亿元，设计了多层次的风险缓解措施，缓解了国内水环境综合治理和景观设计领域位居前列的民营公司的经营困难。

目前，aic债转股的可转换债权大多为正常类贷款，不良债权比较小。 aic在债权收购范围、收购债权定价及处置方法等方面，可以赋予商业银行股东更灵活的债转股业务运营模式。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初，aic落地实施债转股项目254个，落地额4000亿元。

与之相比，4家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企业( amc )的首要业务是金融不良资产、非金融不良资产业务，在债转股业务上，amc与aic的合作与竞争并存，但合作大于竞争。

其中，四大amc之一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计划今年投入50亿元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业务，上半年新增投入21.06亿元，首要用于两个市场化债转股项目。

拓展社会资本参与渠道

确定主力实施者后，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面临“钱从何而来”的问题。 迄今为止，债转股项目实施过程中资金募集困难，来源有限。 具体来说，银行理财资金对安全性要求较高，股权退出在周期、收益率上存在不明确性，募集可能发生资金不匹配的市场化资金对收益率要求较高，如果无法从债转股项目中获得预期的收益率，其参与规模将非常可观

为此，《事业重点》提出扩大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债转股渠道。 其中，“设立基于aic的材料管理产品备案制度”登场。

值得注意的是，危险资本参与债转股的渠道也扩大了。 《事业重点》确定将市场化债转股资本管理产品列入保险资金等长期限制性资金允许投资的白名单，探索提出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允许公募资管产品依法参与高质量公司债转股。 据介绍，目前，aic通过设立私募基金子公司、与产业基金和地方政府合作等方式，积极扩大筹资渠道。 、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私募股权管理产品等渠道募集社会资金2500亿元，有力支持了债转股进程。

另外，为了发挥央行从降准中释放出来的资金，“业务重点”提出要加强对商业银行定向降准资金采用情况的判断评估，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调动全行资源以良好的定向降准资金支持市场化债转股。

央行自年7月5日起，下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释放资金约5000亿元，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项目，并按1:1以上比例向相关银行和实施主体债权。 截至2019年4月底，24个项目民营企业债转股项目落地，其中定向下降后，新增投资22家。

“除了审查之外，还将加快股份制商业银行定向降准资金的采用。 ”。 快速发展改革委的相关负责人，一是推进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单独或联合设立，二是利用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所属的具有股权投资功能的子企业、同一金融控股集团现有的股权投资机构或合作参与市场化债转股

两大实际操作难题有待解决

请注意，有参与机构和参与资金，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并不会顺利进行。 据了解，金融机构在业务实际运营过程中面临着两大问题:资本占有率高、资产定价困难。

“从资本占有的角度看，市场化导致债转股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风险权重为250%，非上市公司持股风险权重为400%，给参股机构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一位amc相关人士表示，债转股需要巨额长时间的资金，资金价格也相对较高。

对此，“事业重点”提出采取多种措施处理债转股资本占有量过多的问题。 其中，要妥善处理aic等机构持有债转股风险权重高、资本占用多的问题。

处理思路之一是聚焦于aic背后的商业银行股东，支持商业银行发行可持续的债务补充资本。 并鼓励外资依法遵守入股aic等债转股实施机制。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逐渐加深，特别是跨境交易政策逐渐突破，外资投资特殊机会的意愿不断提高，正在寻找合适的目标。

加上资本金的增加，外资的进入可以给国内债转股实施机构带来越来越多先进、成熟的管理理念和投资经验，提高国内机构在领域研究、价值增值、团队建设等方面的能力，提高国内机构的竞争力和国际化程度。

资产定价是需要应对的另一个挑战。 相对于债权的信用定价，可转换股票的所有权定价没有明确的参考标准。 不同项目定价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企业经营状况、债务规模、人员结构、领域快速发展等都会影响定价，投资者很难与公司达成定价共识。 在涉及国有资产的情况下，这一痛点尤为突出。 “市场判断价值低于账面价值时，没有人敢签字。 这包括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很多参与机构对此担忧很大。 ”。 一位与aic相关的负责人说。

“其次，深入调查市场化债转股过程中涉及的国有资产定价问题，提出处理方案。 ”。 上述快速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比较有效地完善国有公司、债转股实施机构等免责方法，消除相关主体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