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疫情冲击，宏观政策调节怎么发力”

目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继续良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态势，不断加强和开展。 但是，疫情在海外的扩散，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良影响，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最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必须加大宏观政策的调节和实施力度，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全面宏观政策措施。 我国如何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事业？ 就相关热点问题，本报邀请了三位专家进行深入探讨。

对经济运行有良好的支持

为了应对新冠引发的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我国连续实施了一系列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进一步确定了多项政策措施。 这些宏观政策的首要重点是什么？

刘尚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使就业、公司运营、个人日常生活处于高度不明朗的环境中。 疫情有两种直接的影响。 一是在申诉方面，引起集体申诉的收缩，特别是对旅游、餐饮、交通运输等领域，影响明显、直接、速度快。 二是在供应方面，受疫情影响，许多公司在春节过后难以复工。

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旨在明确性和风险分担，注入对流行的不明确性和风险。 在财政方面，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采取加强经费保障、降低减税、优惠贷款等有力措施。 最近，中央进一步提出了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特别债券规模等重要措施。 这些措施冲走了疫情对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负面影响，明确了财政应急兜底的作用。 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合理充裕地维持流动性。 这些密集制定的政策，为打赢疫情防控战、稳定经济运行提供了良好的支持。

刘俏: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月和2月经济数据来看，新冠引发的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疫情初期，中国立即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宏观政策，增强了逆周期调节力度。 这些政策在疫情影响、经济运行合理退出区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意义。

例如，央行通过中期借款便利性( mlf )下降、大量逆回购等操作保证了市场和公司流动性的相对充分性。 一连串的减税减费、为公司减负的财政政策也相继出台。 这些政策对稳定增长、稳定就业、帮助受冲击最大的中小企业度过难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温彬: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党中央的全面部署下，各部门率先出台了许多企业扶贫政策。 例如，央行等5个部门联合发布“金融30条”支持防疫措施。 货币政策通过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降低基准、降低利率等方法合理保持市场流动性，降低实体经济融资价格，通过专项再贷款、再贴现、中小公司贷款暂时延期还款等加大了定向支撑力度。 财政部门立即出台一系列财税政策，对新冠肺炎患者、参加防治的医务人员和防疫人员、受疫情影响的职工等实施补助补贴或税收优惠，对疫情防控要点保障公司贷款，对受疫情影响领域的公司实施降税等措施。

可以说，这些政策的出台、实施将对大力支持疫情防控，维护疫情下经济正常运行，保障社会稳定大局发挥重要意义，也对加快当前经济复苏起到支撑作用。

多次关注结构性问题

中央提出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的力度。 我国的宏观政策应该如何保持战术力量？ 应该从什么样的逻辑出发制定宏观政策？

刘俏:全球经济今年二季度大部分时间面临“停顿”，不仅严重影响外需，也带来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不应给中国经济复苏带来极不明朗性。 我们需要深入思考我国对冲疫情影响的宏观政策范式，进一步确定宏观政策定位和实施的着力点行业。

在中国经济已经转化为优质快速发展、中国核心增长逻辑发生变化的形势下，面对危机，应关注结构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是对冲疫情转化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方面。

目前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对冲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 与经济总量和增速相比，更应该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产业和就业结构变迁、微观经济单元活力、收入分配结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定位、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投资资本回报率等能够反映经济社会结构的指标。 摆脱刚性增长目标的制约，更有力地推进结构改革，应该成为我国目前采取的宏观政策新范式。

刘尚希:不仅是经济水平，全球疫情风险还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产业供应链已经进入全球经济，一发不可收拾地全身而退，我们需要短期的措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思考。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阶段性的、短期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的良好基本面。 疫情对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一季度经济增长率的冲击很大，但通过一系列政策套期保值，可以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 当前做好“六稳定”工作，特别是稳定预期，促进经济社会尽快恢复常态，回归正轨。 但是，疫情带来的不明确性和风险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如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变局中的风险就会变成战术机会。

温彬:制定宏观政策多次需要“以我为主”，根据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情况和需要，实施适当的调控政策。 另外，还必须关注国外经济刺激政策的溢出效应，以及全球经济衰退、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提高宏观政策的弹性，加强逆周期调节，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防止各种风险冲击。

推行减税减费措施

最近，我国已经采取了资金投入、减税降费等一系列财税措施。 下一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什么会更积极有为？

刘尚希:我们需要摆脱以前流传下来的思维，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各行业的公共风险，从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社会信心的角度，在财政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更加积极有为。

对中央确定的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特别债券规模等措施，必须进一步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尽快发挥政策效果。

从长远来看，推进经济恢复和快速发展，需要做出救援性政策安排，深化改革开放和改善经营者环境。 只有采取新的改革措施，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信心，改善公司的期望。

面对前所未有的减收增长压力，必须大力优化支出结构。 有必要全面重新审查预算，“排队”支出项目。 为了优化财政资金配置，打破支出固化结构，要砍掉的项目必须坚决砍掉，要保障的项目必须切实保障。

财政资金不是无限的，需要吸引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和政府购买服务，出台市场化改革措施，配合财政资源和市场、社会资源发挥作用，形成疫情防控力，共同建设、合作创新方法为公共服务的人们诉求。

并要建立反馈机制，及时、动态地科学判断政策效果，根据政策实施和现实情况的变化，不断巩固、修改和调整。 就像治病药物一样，不明确的条件下的政策措施必须始终与风险状态的一些变化相一致。

刘俏:鉴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带来的风险超出预期，我认为应该实施更有力的财政政策。 从结构影响的角度看，疫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对经济微观基础公司，特别是中小微型公司的影响。二是对费用和就业的冲击。 中小企业提供中国80%以上的就业岗位，2019年拉动中国近60%的经济增长，中国财政政策的发力点应放在稳定就业和促进费用上，应致力于为3000万以上的中小企业和9000万以上的经营者营造更好的经营者环境。

对于中小企业，可以在减税减额方面采取越来越多的措施。 我国增值税改革已基本就位，未来可以降低公司所得税，这将起到增强中小企业投资信心、提高投资资本回报率的作用。

在促进费用方面，可以采取一点政策性对冲疫情的影响。 例如，等待向通过进一步调整个人所得税，增加个人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低收入群体和湖北省居民发放费用券。

温彬:财政政策应逐一发挥财政弥补资源配置市场失灵、保障国民经济顺利运行的作用。 具体来说，适当扩大国债和地方国债的发行规模，加快项目进展，落实能够尽早形成比较有效的投资的已经制定的减税减费政策，切实减轻公司负担的财政资金将加大“新基础设施”、短板的支撑力度，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基础

货币政策必须精确实施

其次，稳健的货币政策如何更加灵活适度，为疫情防控、企业活动重启和实体经济快速发展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

温彬:“灵活适度”的要求继续了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实务会议在货币政策上的安排。 由于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中困境、多难问题不断增加，货币政策必须兼顾多个目标。 例如，在疫情防控、通货膨胀、汇率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等多个方面取得平衡是很重要的。 目前，新冠引发的肺炎疫情对经济冲击明显，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难度普遍增大，尤其需要货币政策给予更有力的支持。

下一阶段，货币政策要继续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和准降息力度，合理保持流动性充裕，进一步有力降低实体经济融资价格。 目前银行负债价格居高不下，压降差空之间有限，公司和居民部门的存款占银行总负债的60%以上，因此政策利率不得频繁波动，适时适度降低存款基准利率将对lpr下行产生显著效果。

另外，要稳定降低中国国债收益率，缩小中美利差至适度水平，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短期跨境资金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刘俏:即使联邦储备系统大幅降低利率，中国央行也不会太积极跟进。 一是我国现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还不完善，利率“双轨制”依然存在。 二是受疫情影响，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存在拥堵点，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因此，制定货币政策必须避免大水泛滥，强调精确措施，满足真实的信用诉求，注意信贷紧缩。

刘尚希:货币政策应该着眼于改善流动性。 货币政策宽松要适度，并且要消除政策传导障碍，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要真正提高流动性，必须采取海外央行直接购买公司商业票据，稳定公司资金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等非常规金融措施。

应对风险需要合作

目前，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 可以采取对照的政策措施吗？ 宏观政策工具如何合作发力？

刘俏:要稳定经济增长，必须发挥比较有效的投资拉动作用，必须根据中国经济逻辑的一些变化，寻找新的、大量级的投资行业。 各方建议关注两个与基础架构相关的投资行业，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大空。

一是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旧城改造、租赁住房、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行业。

二是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行业。 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础设施服务均等化，增大城市集聚效应和城市可容纳的最佳人口规模，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将越来越多的人纳入“市场”，通过集聚实现人均收入增长，实现快速发展差距

刘尚希:国家管理的本质是公共风险管理，不能最小化公共风险，或者人民安居乐业，是衡量国家管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准。 毕竟，必须深化改革提高社会信心，防范公共风险。

对公共风险的应对不仅涉及某个部门或某些部门的事件，还涉及整个国家的治理，需要各部门共同合作。 因此，财政、货币、就业等宏观政策必须建立政策组合、协调机制，而不是“单兵作战”。 另外，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从政策效果上进行评价、评价、监督部门工作，不做“痕迹式”的监督。 例如，与公司融资相比，财政必须与金融政策协调配合，通过提供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财政手段，可以比较处理一些领域和公司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从而降低融资价格。

把稳定的就业放在第一位。 许多中小企业是业主渠道。 一方面保证中小企业的资金链，一方面保证就业岗位，减少疫情对就业存量的影响，不从经济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另一方面为中小企业重新开工企业活动创造条件，为招工提供支持。

温彬:宏观政策必须加强协调合作，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应对疫情和全球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加快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比如比较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根据不同领域的优势，比较出台就业、产业、金融、财政等扶持措施，通过人流、物流、资金流通道，确保企业活动重新开工所需的劳动力、原材料和资金。 必须继续通过财政对贷款折扣、担保补助金等方法，发挥政策降低公司融资价格。 要统一推进中小企业贷款的临时延期还款工作，必须在金融、财政、监管等方面给予辅助支持。

政策必须更加统一兼顾。 就业问题事关居民生活，事关社会稳定，要加强金融、财政等宏观政策对就业的支持，特别是对就业人数较多的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以及重大投资项目，要在资金、政策、保障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许多民营公司、小微公司是吸收就业的主力军，该分公司在疫情中面临的困难备受关注。 要认真落实已经出台的政策，想尽一切办法生存，保障就业基本稳定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