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的背后”

绿孔雀vs水电站:生态保护与经济快速发展的博弈

▲8月7日，新平县水塘镇附近的戛纳散布江一级水电站导流洞，目前已停止施工3年。 完颜文豪摄

身材纤细皮肤黝黑的李兴贵，抱着半米长的水烟筒，嘴有时对准竹筒的嘴上端，吧嗒吧嗒地吸着几口。

虽然说要归还水电站征地补偿金，但他的话之间还流露出一点遗憾:为了多年不见的绿孔雀，看着全村400多万元的补偿金，“像进口的鸭子一样飞走了”。

这个仅有17户村民小组，隶属于云南省新平县者龙乡向阳村，因与绿孔雀的栖息地很近而闻名。

村民们声称支持绿孔雀的保护行动，但水电站建设的现实利益更具吸引力，他们心中有一条比退钱更纠结的弯路。

“根据国家政策，必须保证绿孔雀。 在我们看来，一定要拿到补偿金。 但这件事最后必须听法院的！ ’李兴贵的妻子在旁边补充说。

8月19日，这场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公益诉讼——云南绿孔雀栖息地保护案，二审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这场持续了三年多的锯战将迎来终审判决的结果。

今年3月20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企业(简称“新平企业”)将立即停止目前基于环境影响评价的水电站建设项目。

原告和被告都不服从判决，上诉不断。

原告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简称“自然之友”)上诉，责令戛纳河一级水电站永久停止建设，彻底消除绿孔雀等稀有物种生存的重大风险。

从水电站淹没区到绿孔雀栖息地，折射出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冲突，如何在博弈中寻找平衡点，无疑值得深思。

无法偿还的“巨额”补偿金

8月7日上午，记者来到新平县水塘镇附近的水电站大坝场地，看到对岸山脚下建设的导流洞口，一些机械设备散落在工地上。 沿着没有杂草膝盖的河岸，裹着石头的石笼网一字一句地敞开着。

按照水电站最初的计划，第一个机组将于今年8月运行发电，蓄水后将淹没新平县和双柏县的部分河谷地带。

3年前，以保护绿孔雀为理由的环境公益诉讼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迫使建设水电站。

“淹没区相关人员龙乡的3个村委会，2400万元以上的土地补偿金，被放在村账户3个月，于去年5月退还。 ”。 龙乡党委书记指示艺告诉记者。

按照当时的补偿标准，李兴贵家族可以分到20万元，与种植烤烟和核桃的2万元以上的年收入相比，确实是“巨款”。 他十年前盖房子欠了十万元惠农贷款，现在每三年还款期，找家人朋友先还债，一直这样循环。

“年纪大了，没有技术，出去打工谁都不要。”妻子在旁边插嘴说，村子的经济条件差不多，“一家也不富裕。”

新平县发改委局长王定周介绍，戛纳河一级水电站批准动态总投资38.87亿元，“新平企业”通过发改委监控的账户，累计投资12.25亿元。 其中，征地移民补偿费为1.92亿元。

截至年7月底，全县累计完成淹没区和枢纽工程区土地征收征用协议签订，分别为8279.21亩和2000亩，移民搬迁安置2户9人。

“当时老百姓已经同意了。 资金没有得到补充，必须一边签约一边征收，一步一步地进行。 ”发改委水库移民办公室主任徐春文说。

据“新平企业”副社长赵兴有介绍，去年8月水电站停止建设后，涉及玉溪和楚雄两市州的征地补偿金，分别冻结了9000万元和8000万元。

另外还有1900万元的补偿金，已经送到当地农民手里，“从保护国有资产的立场出发，这笔钱必须追讨。 当然，对于实际占有或者破坏的土地，必须进行补偿。 ”。 赵兴说。

由于交通条件落后，李兴贵离开村子后很快就跑了几个小时的路，每辆摩托车都成了标配。 村民家的女儿大多嫁在外面，但媳妇不太容易结婚。

这两年市场不景气，核桃种子有时连工资都拿不到，家乡正在考虑引进深加工公司。 “这里太偏僻了，物流的价格很高”祁艺说。

“外地人说起云南，是山清水秀的好风景，但我们这里缺水，年年干燥。 在保护生态，也要考虑人的生活”向阳村委会办公室，村支书的谢兴贵对记者感慨地说。

当地干部们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聊天。 有兴趣的是话题主人公绿孔雀，他们谁也没见过。

10多年没见过绿孔雀的李兴贵回忆说:“这个男人很精致，一有动静就飞很远，不来人住的地方。”

比起不知名的绿孔雀，护山过着贫困生活的村民似乎更重视眼前的“巨额”补偿金。

“钱回来的时候，确实很可惜。 村民有钱了，生活好了，我也过得很好。 ”。 谢兴贵坦率地说。

误入歧途的绿孔雀种群数量

从日向村到绿孔雀栖息地河滩，18公里的路程中，越野车开了近两个小时。 弯弯曲曲的山路，几十米画了一个大弯道，车窗外山高谷深，向下看令人毛骨悚然。

浑浊的红色河水，冠以礼社江、石羊江之名，经楚雄州双柏县流入玉溪市新平县，与支流绿汁江交汇，被称为戛纳洒江。

在半山腰的林业管理站，穿着迷彩服的护林员，从路边的监控所出来，出示人的登记，路边立着绿孔雀和保护国家ⅰ级要点的植物陈氏苏铁的警告牌。

记者终于到达了广阔的河滩，砂石缝隙里长满了杂草，周边的林草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向上走几十米，可以看到清澈的小河，流入红色的石羊江，十字路口很清晰。

“该地区安装了30多个红外摄像机，覆盖了约1000亩林地，通常傍晚绿孔雀可以拍摄。 ”。 龙乡林业管理者王开明指着小河右岸的山林，绿孔雀喜欢睡在大树上，下到河滩先玩，找水喝。

据新平县林草局资源管理与保护股股长李永明介绍，从年开始，该省批出数十万元专项资金，安装106台红外摄像机，由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简称“昆明动物所”)提供支持，开展绿孔雀栖息地科学研究调查。

“在两年半的红外监测影像分析中，专家发现有小孔雀出没，证明有种群繁殖，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带有多少只绿孔雀。 ”。 李永明告诉记者。

在小河流对岸双柏县的大告示板上，写着“进入恐龙河保护区……禁止非法狩猎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表示属于玉溪和楚雄两市州的边界地带。

根据该一审判决书，绿孔雀主要在恐龙河自然保护区低海拔地区活动，数量为50-70只。

戛纳河一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7万千瓦，蓄水水位675米。 “恐龙河保护区的边界调整到680米以上，比发电站水位高5米，但建设后绿孔雀栖息地的一部分也会被淹没。 ”。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局长张诚民说。

随着该水电站停运，双柏县因调整保护区边界，部分人员被问责解决，但原股级保护区因此升格为正科级。

绿孔雀是我国本土的原生孔雀，分布在西南许多省份。 汉乐府的诗《孔雀东南飞，游荡五里》写有绿孔雀。 从唐朝的铜镜、宋代的瓷器到明清的官服，都有绿孔雀的元素。

李永明告诉记者，20世纪70年代，绿孔雀分布在全县，主要住在半山。

徐春文认为:“以前农民不能在高地播种，而是在低地播种，在山下放牧，压缩了绿孔雀的栖息地。”

历史上，人类的农业活动威胁着绿孔雀的栖息地。 随着农民种植甘蔗、柑橘等作物，绿孔雀的食物逐渐减少，另外，被狩猎、农药包衣的种子也被绿孔雀杀死毒死，栖息地的生境消失了。

根据“昆明动物所”1991—1993年的调查结果，绿孔雀只出现在云南西部、中部、南部，野生种群数量约为800-1100只。 北京动物园的滑荣等人在从年到年的调查中说，我国现存的野生绿孔雀种群数量约为235-280只。

公开资料中大量引用的“不足500只”一词来自“昆明动物所”等单位年至年的调查。 由于濒临灭绝，野生绿孔雀被列为我国ⅰ级国家的要点保护动物。

比大熊猫还罕见的野生绿孔雀种群，似乎有点困惑到底数量有多大。 甚至拍摄绿孔雀并发现其踪迹的环保人士，在种群数量上也不一样。

如果能预防生态保护就不追究惩罚

年末，在绿汁江河谷季热带雨林的调查中，顾伯健成为绿孔雀生存危机的“吹笛人”。

这个中科院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热带植物园的研究生，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当地老乡中经常提到的绿孔雀和计划建设的水电站上。

“由于半山适合建造房屋，绿孔雀的栖息地被压缩在河谷地带。 水电站建成后，淹没了栖息地。 顾伯健为此反映了很多事情，但收效甚微。

直到年3月，这件事引起了云南野生动物摄影家奚志农的观察。 “云南人印象中孔雀很普遍，我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也有这种感觉。 ’2000年，他也拍过绿孔雀，但不太受关注。

“绿孔雀被忽视了这么多年，觉得自己很失职，只能努力弥补。 ”他呼吁保护绿孔雀的“最后栖息地的整备”，并与“自然之友”等环境保护组织合作，向当时的环境保护部发送了停止水电站建设的紧急建议书。

在此期间，总公司记者采访的两篇报道，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同年7月，“自然之友”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水电站建设淹没绿孔雀栖息地为由，将“新平企业”、总承包人及环评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企业告上法庭。

另外，因为水电站环评批复时，淹没区内的陈氏苏铁还没有列入世界苏铁名录。 没有对环境评估进行评估，也没有采取保护措施。 因为这已经成为事件争论的焦点之一。

“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说:“环评手续中要盖的章都盖了，但稀有物种并未受到重视，是一个重大的疏漏。”

“绿孔雀事件的象征意义在于，突破了有损才有救的以往理念，过去的诉讼几乎都是事后，这次可以在事件中或事前提起，以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在北京北三环外的华龙大厦的办公室，张伯驹告诉记者。

“如果生态联系被破坏，则变得不可逆，重要的生物有可能在地域上灭绝。 赔几亿，甚至几十亿，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 治病，如果能预防，就不求惩罚。 ”。 张伯驹说。

1984年出生的张伯驹想起自己刚工作的时候，森林被砍伐，在现场哭了，无法应对现实问题，无力感很强。

有一段时间，他想辞职读书，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环境问题。

“处理问题不仅仅是对抗的方法，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公共物品的管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何让更多的人有效地玩游戏，尽量最小化外部的负面问题。 ”。 张伯驹说。

从有争议的环评报告，到沉默的专家小组、慷慨激昂的环保人士、言谈谨慎的地方官员，人们围绕“云南绿孔雀事件”的不同态度，表现出了众多的利益需求。

谈到吃水问题，李兴贵指着平房水塔向记者说，水是从26公里以外的哀牢山引过来的。 他说:“这十年间天气太干燥了。”

“村民只能种植烤烟等抗旱作物，如果建了水电站，取水更方便，土地利用率提高，气候也湿润，可以造福大众。 ’祁艺说。

在人口不足30万，以采矿、冶炼为主要产业的新平县，这样的大规模项目对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很重要。 “新平没有出口产业，消费人口基数小，经济不发达，主要由投资拉动。 ”。 当地干部直言不讳。

王定周初步估计，受益于水电站人民，光新平将达到5万多人以上。

“从个人角度看，水电站利大于弊，可以处理下游防洪、农业灌溉、饮用水问题，周边村民可以快速发展种植、养殖。 ”。 据王定周介绍，戛纳沿江水电站已在新平上交耕地占用税、植被恢复费共计3.8亿元。

中止工程善后也很麻烦

前几天，记者来到新平县水塘镇，在临街外墙没有标志的大楼里，发现了“新平企业”的办公室。 附近超市的老板说平时大楼里有人进出。

在不远的嘉诚酒店的三层外墙上，悬挂着“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企业”的横幅。 资料显示，该企业曾签约戛纳河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

“他们退钱两个月了。 企业人多的时候，租六七个房间办公，现在里面有空。 ”。 嘉诚酒店的女老板说。

年，云南发布生态保护红线，覆盖了水电站淹没区的大部分区域。 赵兴说:“生态红线不可调整，这个项目基本没有可能在下面建设。”

戛纳河一级水电站成立于2006年，随后经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批准，直至年导流洞工程开工。

王定周说，20世纪90年代，新平县在戛纳河计划了三座梯级水电站，其中两座因各种原因被取消。

过去，为了保障电力供应和西电东送，云南省加快了小水电的开发。 新平县有1江32条河流的水能资源，陆续建成20多个小水电站。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太丰富了，随便砍伐森林是个好地方，开发时容易造成生态破坏，”张伯驹说。

一审中，“新平企业”表示:“水电站很可能无法继续建设。 因为原告起诉的前提不存在”。

张伯驹向记者表示，对方在二审时也重申了这一意见，但他明确表示:“没有给出事实证据，也没有提供生态红线的相关行政文件，无法建设是一个大致情况。”

对此，张诚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生态保护红线由原环境保护部门主导，现移交自然资源部，当时对生态红线的判断调整，必须提出包括正面准入名单和负面名单在内的具体管理办法。 现在红线里的它们很能干，它们不行吗？ 许多管理拷贝需要进一步确定。 ”

张伯驹说:“如果真的不能解释的话，就算败诉了，我们也承认。 不能口头上说。 没有任何事实支持，请让我们撤回诉讼或败诉。 ”。

他认为，如果水电站永久停运，对绿孔雀栖息地的影响不是很大的话，“毕竟没有大江陷阱，也没有清库蓄水。” 这就是预防性公益诉讼给生态环境的事前救济带来的价值。

现在，这座“等待二审判决”的水电站陷入了困境。 徐春文感慨地说:“即使不做了，也有很多善后工作，善后工作很麻烦。”徐春文说，项目中止建设后，必须将占有的672亩土地开垦给农户。

“租用的临时场地已经支付了房租，还需要三垦。 但是，斜坡不能复原。 例如，租了50亩，三垦可能有40亩了。 现在成了遗留问题。 ”。 王定周说。

项目停运后，水库下游防洪安全等级骤降，一些有计划的开发项目无法按计划实施，下游种植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受到制约。

赵兴有表示，当初，企业向建行贷款返还7.6亿元，停工3年，光利息就返还1.9亿元。 目前建行要求企业按利息还款，“企业损失惨重！ ”。

“水电站项目立项之前，在划出生态红线之后，公司也不容易，希望当地政府支持退还税金。 ”。 赵兴说。

“目前云南省已经发行了文件，项目必须进行生物多样性评价，然后才能进行环评。 ”。 张诚民告诉记者。

现在水电站的坝址不自然地立在山谷里，无论最终的判决结果如何，损失都已不可避免。 栖息地被淹没，或绿孔雀失去家园。水电站永久停止建设，数亿元的前期工程流水。

但是，该事件引发的环评质量和手续审批、重大项目投资的风险控制、不同快速发展阶段的利益博弈等多方面问题，值得人们反思。 (刘荒、完颜文豪、庞明广)